更为关键的是，苏力的研究让法律实证研究变得在方法上可以学习，在学术上可能创新，从而带动了许多模仿学习者。

因此，这些共同体特征也就往往成为我们判断一个陌生人品质的起始依据，以及识别一个陌生人的符号信息。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可能因为他共同体的存在而成为其形成的理由，也不可能因为他共同体的存在而构成其巩固的力量。

血缘共同体就是这种共同体的典型。尊重各国主权的完整，是联合国成立时的现实基础，并且也是联合国得以正常运行的条件。共同体最强烈的感觉，可能来自那些发现他们集体性生存的前提条件受到了威胁的群体。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的全球正义，就是人类的全球正义，而不是国家的全球正义。所谓描述性意义，就是概念指称的是事物的自身情况，它传达的是关于事物是如此或者不是如此的信息，用来表明事物自身情况就是概念所描述的那样。

2017 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共同体与自发的共同体相比，两者的功能是不同的。对过去的抉择进行评估审查活动阶段。

[1]依据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与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部分国家与地区开展了法治的量化评估，中国也不例外。譬如，列文开创性地对行为研究的研究、李普特和怀特对民主和集权领导的研究，都是影响广泛的评估研究。但作为量化依据法治标准的指标的含义的明确程度、可信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指标权重的赋值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完善。塑造性评估结果所针对的受众，主要是项目策划者(在项目策划阶段)或项目管理者、监察委员会或对优化项目绩效感兴趣的投资者。

在政治过程中，项目产出的评估性证据要有足够的竞争力。项目过程评估是要明确评估中的问题识别、分析和评价等过程性要素。

法治评估的理论价值包括：风险社会对法治评估的外在要求，法治的既有困境对法治评估的内在要求，信息技术为法治评估提供的技术手段。在开放的文本中，诸如此类需要法律的制定者或使用者进行合理运用、判断的词有很多，如可应当等。【中文关键词】 法治评估。评估的结果要为项目改进提供指导性信息，如果评估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项目运作得更好，那么这样的评估就是塑造性评估。

针对这种现象，美国的现实主义法学派代表弗兰克也曾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法律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模糊和多样化的。通过法治评估促成法治变迁的需求，对于评估方案设定时要对政治诉求予以全面回应，政治因素渗透评估主要包括三种方式：(1)要求进行评估的项目和政策都是政治决策的产物。[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治理指标项目、世界银行的世界治理指标、国家政策与制度评估、治理与反腐败诊断调查、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Metagora项目等政府治理绩效内容也多有与法治评估相关的内容。{1}(P39)法治评估的评价和测量的难点在于确定测量对象和指派数字等两个方面，测量对象的法治评估的客体属于模糊型的事物类型，该事物类型不同于可以直接以数字化、数值化予以定量的确定性事物类型，因此如何对法治的发展水平、立法水平的高低、危险危害层级的高低等的定量过程需要对于其中判断标准和技术指标进行有效的认定，并通过统计学中的手段进行有效分析和分段检验，在一定意义上评估、评价和测量手段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法治评估的结果客观性。

{1}(P6)法治评估作为社会评估项目的一部分，是在建设新型社会管理模式与建设法治社会中的有益尝试和探索，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10年前，特别是在近几年表现出相对集中的理论热点。2010年国务院正式颁布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正式确认了法治评估在依法行政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该意见先后在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等三方面强调法治评估对于依法行政的作用和要求。

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的适用对象具有普遍性而非特殊性，能够适用于一般情况的法律是正义的法律，只能够适用于个别情况、特殊情况的法律会产生法律的不公，不能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是恶法。二是法治评估中的事件要素，包括自然事件与人为事件。

{17}(P84)立法后评估的产生是在20世纪70年代，1976年，美国科罗拉多州通过了第一个日落法，该法律对一项计划或一个规章规定一个日期，到了这个日期，该计划或规章除非再次得到批准，否则就此失效，从而迫使政府部门定期对其活动和规章的结果进行评价。风险评价导向的法治评估其主要是通过调查问卷、实地走访或专家的头脑风暴法拟定的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构造判断矩阵，从层次结构模型的第2层开始，对从属于(或影响)上一层每个因素的同一层诸因素，用成对比较法和1—9比较尺度构造成对比矩阵，直到最下层，判断矩阵的构造是定性问题转换为定量问题的过程，采用德尔菲法确定判断矩阵。这三类评价的内涵明确及评估方法的优化，有助于法治评估整体水准的提升。简而言之，价值判断就是主体关于客体价值的断定。高水平的法治评估报告应该在需求评估、项目理论评估、项目过程评估、影响评估、效率评估等的一个方面或数个方面有较为明确的目标意识，这也是法治评估的目的性要求的体现。风险导向的法治评估可以与社会规制和调控的风险点相联系，通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等评估过程管理，实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食品卫生安全风险评估、社区和公共场所安全风险评估、环境影响风险评估等目标的实现。

(二)影响评价导向的法治评估 影响评价导向的法治评估是评估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以特定的法治发生影响为评价对象，通过具体的评估测量手段，探索性发现法治对于法治系统之外政策、经济和环境等的评估。{3}但理论研究中对法治评估的内涵界定、基本技术方法，以及法治评估的体系构成等方面均未达成共识，本文以这些问题为视域，以期为法治评估研究的深入提供初步的视角。

法治评估真正成为研究热点是在2012年以后，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法治指数，而是扩充到法治评估体系、评估方法、风险评估等领域，代表性成果如董皞《美国司法改革评价指标体系介评》(《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钱弘道《法治评估模式辨异》(《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孟涛《论法治评估的三种类型——法治评估的一个比较视角》(《法学家》2015年第3期)、朱景文《论法治评估的类型化》(《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在法治评估的计划和方案中，皆要体现评估中的法治问题意识，主要表现在需求评估、项目理论评估、项目过程评估、影响评估、效率评估等方面。

自国务院颁布该意见之后，各级政府部门研制并发布有关法治政府评估的指标体系，并纷纷推进法治政府评估的实践，将意见的政治导向转化成依法行政过程中的自觉行为。另一方面，法治评估有助于公共行政的行政效能提高。

第一，评估的范围不同。项目理论评估即要通过法学基础理论对于待评估的相关理论前提和概念结构进行界定。有的学者指出把决策程序分为四个阶段，它们分别是探查环境、寻求决策条件的情报活动阶段。(一)法治评估是评价主体目的性活动 法治评估是特定的组织、个人、群体通过一定的测评手段和技术，认识法治的基本状况和发展水平的评估活动。

风险由外部风险和人为风险构成，人为风险占据主导地位。创造、制定和分析行政方案的设计活动阶段。

第一，法治评估的政治导向和行政自觉相结合的特点。法律，不可能规定社会中虚无的事物，更不可能是主观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的。

第二，评价主体的目的性活动体现在评估实践中以评估问题为导向。后者在评估过程中主要涉及与法治直接相关的要素，诸如立法的合法性、执法水平等内容，这些指标反映法治具体构成要素，在测评过程中，指标取样过程具有直接性的特点，因此难度相较影响评价导向的法治评估而言较低。

这些项目和政策的设计、界定、争论、实施与资助都在政治过程中完成，并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扶持的、反对的)，这就使得政治问题非常重要。法律途径的价值诉求则是宪法的诚实和公正、正当法律程序、实质权利、平等保护、公平，认知模式是归纳性案例分析、演绎式的法律分析、反复辩论程序等。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加以规定：行政部门提交的法律草案，须同时提出立法论证报告，且经过成本收益比较分析程序并由联邦预算局审核，方可提交国会通过。{14}罗森布鲁姆的三途径说在西方公共行政学界被誉为经典，其将公共行政界分为管理途径、政治途径和法律途径，其中管理途径的价值诉求是效率、效能和经济(3E)，认知模式是理性—科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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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法治评估有助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法治评估的内涵包括：评价主体目的性活动。

影响评价导向的法治评估的典型的代表是立法后的政策、经济和环境评估，关于该方面的实践最早兴起于美国。第三，评估的直接性和难易程度不同。